孙其峰

  


涓涓细流淌到今


---------孙其峰治学拾碎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转瞬间,有幸结识孙其峰教授已是第5个年头了。5年来,老人两手环抱、慈目善眉坐在沙发上与客人交谈时的情形;伏身画案,为学生们看画、评画、改画时的情形;拎把家乡的小锄头在门前小院伺弄花草时的情形;清晨即起,搬个小凳到庭院画写生时的情形;在家人的招呼声中,由二楼下一楼餐厅用餐,小狗紧随其后,老啃脚后跟,他不得不提根棍子来回拨弄,与狗逗乐时的情形------总是历历在目。他为这些小狗取名“大馒头”、“小猴精”、“狗霸天”、“大冬瓜”、“飞飞”和“小毛头”。“大冬瓜”有点难听,被家人改名“冬冬”。“狗霸天”生性好斗,老想找别的狗打架,老爱欺负“飞飞”。“飞飞”特仁义,长毛披肩,一声不吭,可真要惹急了,“狗霸天”还真不是它的对手。狗多了,而人老了,力不从心,往外送又舍不得,只好转而由女儿孙智谱教授代劳……如此等等。见到的、听到的、感受到的,一位老艺术家的美德如日光月华,不绝如缕。如涓涓细流,不断地汇聚、汇聚,在心头激起的回荡日甚一日,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无法遏止。我曾一再地劝说自己,老老实实守住“中青年国画家系列推介”,孙老用不着你写,孙老是小溪流水,要一直流到历史的深处,要历史来写、后人来写,要时间的沉积最终确认其艺术成就。可是,当春天再次来临的时候,我想象着孙老在做些什么?想象着我与他之间的相识绝不会无缘无故,压抑已久的念头已然转化为一种责任。我接触的画家越多,就越是深感老一代艺术家身上那种本色美、人格美是多么可贵。中国画之艺术传承有序,自成体系,源远流长,一定是文化含量在起主导作用,是人文精神与笔墨造诣的相得益彰。试想,哪位艺术大家不是博学之士?集人格品质、艺术品质与时代品质于一身。在今天,面对市场大潮,书斋飘摇的环境,其榜样作用尤其具有特殊意义。


我写孙老,不是写传,也很难系统论述其学术成就,只能作拾碎式的筛拣。孙老是公认的美术教育家、画家、书法家和篆刻家。他在教学上的地位和影响,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书画方面的成就。为着教学需要,他著述甚丰,占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,同时也必须按部就班,循规蹈矩,又必定对创作状态有所限定,难以充分发挥个性。好在,老天爱他,使其长寿,在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之后,仍有一大块可自由支配的时间,从事艺术实践,再行深入研究,使其笔墨在渐变中趋向从容、大度,趋向无拘无束的境界,作人生集萃,则炉火纯青。


本文意在避开教学,避开他作为美术教育家的杰出贡献,侧重书画方面的成就,也无非大致梗概,点到为止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求学篇·从铅笔画到小书包


1920年春天,孙其峰生于山东招远石对头村。6岁始学书法,其后学着画铅笔画。铅笔、石板、碎瓦片,用这些工具。锅台脸、水缸沿上都能画。穷乡僻壤也没图画老师,画画主要靠自个摸索。15岁考入招远中学,碰到一位姓徐的老师,写一手好字,树立了一个榜样。徐老师没有直接教过他,但是有影响,是他心目中最早的启蒙导师。中学有了大字课,懂得临贴的重要性。有位表兄从北京给他寄字贴,其中《史晨碑》对他早期学习书法影响最大。


少年不知愁滋味。农家饭通常也能吃饱,还可读书学画,真得很幸福。等到长大成人,挑起一家人的生活担子,才深感是多么不容易。最穷的时候都不能想象,过年只能吃上油面饺子,一种最差的面粉。真穷,动不动没吃的了。那你还学画干什么?喜欢呀、热爱呀、有这个瘾头呀!钓鱼的、打牌的,都是因为有瘾,有人通宵达旦耗在牌桌上,天亮了还在打。还有人嗜酒。最后死在牌桌上、酒桌上,不也大有人在吗?市长、局长请我喝酒,我不去,我对喝酒没瘾头,对画画有瘾头。一喝就是两三个小时,我可陪伴不起。上帝给我的时间一分钟都不能浪费,该用到哪用到那。


孙老有一幅书法写得是:“岂能尽如人意?但求无愧我心。”


回首往事,他深情地说:“我这一辈子很不容易,哪么不容易呢?一直在跟时间赛跑,一直在跟困难搏斗。克服了种种困难和关口才得以走到今天。


21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招远农村。1941年到北京谋生,在“正源兴”丝绸店当徒工,借住舅父王友石家。做工的同时偷偷学画,用废旧的包装纸、碎布边练书法,写隶书,也练草书。见到街面上门头匾有那喜欢的字,记下来回家照着练。节假日到琉璃厂书画店观摩学习。王友石是有名的画家,与齐白石并称“京城二石”,对孙其峰早期学画有过重大影响。外甥的刻苦用功,酷爱书画,颇令他和几位书画同仁动容,鼓励说,上学去吧,考考试试吧!


一考考上了北平国立艺专。1944年秋天,孙其峰24岁,一个机遇被他抓住,从而改写了一生的命运。


时光一晃过去将近60年,回首往事,多少感慨。2002年早春的一天清晨,起床后他写下这样一段话:


“我越是有了一些成就的时候,越是不能忘却我的那些老师,王友石、汪慎生、李可染、吴镜汀、田世光、傅松窻、周怀民、朱德甫、李苦禅、徐悲鸿、黄宾虹、黄均、秦仲文、李智超、金禹民、寿石工、胡佩衡、宋其香、惠孝同、陈缘智……等一大批大画家、教育家(校内校外的)。他们从不同专业、不同角度、不同时间给了我以教育。如果没有他们的教育,我将一事无成。我永远地怀念着他们……”


李苦禅老师出身贫寒,他也非常喜欢那些出身贫寒、学习用功的学生,对孙其峰等人特别器重,连讲带画,授课不遗余力。


徐悲鸿老师留学法国时没饭吃了仍然坚持画画。为了画好一只行走的狮子,他曾每天到动物园写生达3个月之久。他画过的马更是不计其数,曾对孙其峰讲,仅他个人留存下来的还有一千多幅。他大力提倡写生,要求学生们兜里必须装个本子和小笔头,以便随时写生。有一天他在路上叫住孙其峰,“掏掏你的兜!”一掏没带本和笔,不免挨了一顿批。又一天,俩人又走了一个碰头,“孙其峰,掏掏你的兜!”结果还是没带。


校长说:“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。你要真想画出点好东西就必须用功。记住,画画一定要打好基本功。”


这是1946年秋天,在校园的路上,也在人生的旅途中他邂逅徐悲鸿,承蒙厚爱,再三嘱咐,使其受益无穷。后来,衣服有兜,则揣上本和笔,更多时间他总是拎一个破书包,装着笔和本,以便随时写生。一拎拎了几十年,成了他的一个“符号”。也由此养成随手记笔记、画速写的好习惯,到文革前已积攒了40多本,可惜大多遗失了。书包是杨锦屏的手工,找块蓝布缝缝。后来儿女大了,儿女用旧了的书包他再接着用。他这一生,不跟别人比书包,也不比穿戴、不比房子、不比车子和票子。他说,我是从一而终、一条道走到底。你不热爱自己的专业能成事吗?社会一会儿一个时兴,今天喜欢钓鱼了,明天喜欢电器了。可人的精力就那么多,见异思迁,一事无成。


他上学时非常穷,夏天就两件衬衣,洗了这件换那件。别的同学中午带饭有白面馍还有炒鸡蛋,他只能带窝窝头和咸疙瘩。也不比这个。吃好穿好我都不羡慕,要比比学习。头名状元不敢说,前三名里一定得有我。学习上要是比输了我可不答应。


也是将近60年之后,2003年初春的一天,83岁高龄的他应邀到天津美院新落成的北楼看望中国画系全体师生,即兴演讲说治学:“我的许多老师,还有一些有成就的同事、画友,在治学上都是以刻苦、勤奋出名。李可染先生自称‘苦学派’。李苦禅老师靠拉洋车维持生计,坚持学画……这种例子举不胜举,太多了!可我举不出一个不经过勤奋努力而能成为大家的例子。”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赛跑篇·惜时如金


也是在这次演讲中,孙老谈到勤奋与天才的关系:“天才对一个治学者来说确实非常非常重要,但它是个死数值,是“上帝”给的,给多少就是多少,我们没法改变它。能改变的只有勤奋。勤奋可以不断积累,只有勤奋才能开发你的已有天才,只有勤奋才能使你不断地改变现状------提高再提高,量变到质变。”


他说,我这一辈子读书、习画,一直处在业余状态,还不是一般的业余,也就不能靠一般的勤奋,松懈一点都不行。抓住一切机会,克服一切困难,没有浪费一点时间。一辈子没睡过懒觉,没过星期天,没有给自己放过假。只有我自己知道一路走来是多么不容易。


他的主业是教学。课程总是排的很满,满负荷甚至超负荷。那时候当教师的累呀,课很多,比现在累多了,责任心也不一样。学校白手起家,从无到有,需要以开创性的精神从事教学工作,历经几十年努力,建立起完整的中国画教学体系,他为之付出的艰辛尽人皆知,堪称敬业爱岗的模范。他曾利用业余时间补修教育学,使国画教学由经验型转向专家型,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、执教程序。他个人的讲学风格更是以风趣幽默、深入浅出而广受好评。他擅长比喻,在谈笑风生中寓教于乐。


他于1952年调入天津美院的前身、天津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,历任办公室秘书、绘画系副主任、工艺系主任、国画系主任、天津美院副院长等职,行政工作非常繁忙。担任系主任期间没有副职、没有助手,没完没了地开会。更要处理各种大小事务。每天还要讲课。来了运动还得挨批,说你重业务,轻政治,走白专道路。他又是1948年入党的老同志,老得做党的工作、做人的工作。


还有第4项,社会工作、社会兼职。文革结束不久,他即出任天津国画研究会主席,尔后应邀担任天津及中国美协的各种兼职,应邀到北京及各地讲学,应文化部邀请为国家义务作画,换外汇或是用作国礼。


以上4项工作之外才是他个人可以支配的时间。哪还有时间?有的只是疲劳。怎么办呢?不画了吗?书法也不练了吗?所幸有杨锦屏支持,家里的任何事情不要他做,下班回家放下自行车便直奔书桌。饭做好了端过去,五六分钟吃完,放下碗筷赶紧拿起笔。


抓住一切零星时间。有一点时间赶紧画画。其次是练书法,再其次才是篆刻。病了,躺到医院的床上打吊瓶,也要带本书。乘火车、坐电车带本字贴,车动的厉害,看小字不行,时间长了头晕,只能看贴。家里到处都是书,随手翻看,开卷有益。


从小学画爱画爱到老,一辈子没有停过笔。文革在“牛棚”呆了2年,有活让你干活,没活让你晒太阳。心想,这样下去不就完了吗?不画画不就完了吗?不行!我还是得跟时间赛跑,还是得画画!“牛棚”里只有一份《人民日报》,他偷偷在报纸边边上画小画,还不能让人看着了,弄不好又要批一顿,说你死不改悔,现在叫意志坚强,中文也可以相互“翻译”呀。


文革刚结束他便开始出书,《鸟谱》、《孔雀画谱》、《动物纹样》(多人合作)等。问他什么时间画的?回答说,你们批判我的时候画的。管教们说,哎呀,我们吃亏了。


孙其峰在其治学杂记中写道:“人们往往把画家分成‘天才型’和‘勤奋型’。人们也问过我属于哪一类型?我几乎连思考也不需要就回答‘我是勤奋型’,甚至我可以告诉他,我是‘特勤奋型’。我还可加上一句,凡是上帝给我的时间我是一分钟也没有还给他。”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挚爱篇·何时见麒麟


文革期间学校一度解散,孙其峰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了。花鸟画的处境尤其艰难,被戴上“有害无益”的帽子,来了运动就挨批。人都劝他改画人物吧。也确实有人顶不住,让改就改呗。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,关进“牛棚”也不动摇。我心里有数。他说,我有什么问题?历史问题?生活作风问题?啥问题也没有。只能批我重业务、轻政治。我认为自己没有错。业务也就是政治。共产党人没有业务只有落后挨打,挨打就是政治。不想挨打,就要努力地把业务搞上去。弄懂这个道理,心里就很坦然,一点没有影响情绪,从来没有动摇过。但是心里着急,时间耽误不起呀!那时候的最高理想、最高目标就是别再拿“花鸟”来批我了,别再拿“业务”来批我了。什么时候花鸟画能和人物画一样就行了,平吃平坐,不要老挨批了。苦点、累点、穷点都没关系,可你得叫我画画,叫我搞业务。


1971年,孙其峰走出“牛棚”,重回教学岗位,出任工艺系主任,带领学生到天津印染厂实习,设计床单、被面,绘制被面上的图案,到生产一线接受锻炼。不管怎样,总算又可以画画了,他欣喜若狂,没白天没黑夜地玩命,拉上大窗帘,别叫人看见了。画了大量孔雀、凤凰之类的吉祥鸟,大红大绿,大花大鸟,用于被面设计,很受欢迎。工厂请他讲课,支持他出版画谱。那可不行。他心有余悸,担心又得挨批。工人说,我们是工人阶级,出画谱是工厂需要,谁敢批我们!还真就出了《鸟谱》、《孔雀画谱》。被出版社发现后又作为正式出版物,印刷发行上万册,很快销售一空,求购信络绎不绝,装了满满一汽油桶。


果然,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,又把他批一通。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叶,反反复复,没少挨批,为花鸟画而甘愿当一个“白专”典型,“死不改悔”的典型。


人生在世不能没有信仰,不能没有精神支撑。一辈子就靠4个字“热爱、勤奋”。落实到行动上,一条道走到底,也就走出来了。他说,做事情要有点热情,火烧起来了就不要让它轻易熄灭。火把总有燃完的时候,点的时候就有完的时候,完了就完了,不要想的太多,不要给人增加什么麻烦。


“不做无聊事,要度有生年。”他说,我很赞成这句话。


孙老说,我是专业画家,受过正规培训,每天都在画画。却不是职业画家,不靠画画吃饭。先是做工,求学,后来当教师,搞了几十年的美术教学,有一份工作。画画纯属热爱,是自己找事干,心态上就比较放松、自然。如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这些条件都有了,上帝对我很关照,我会见到麒麟。我画过孔雀、凤凰,没有画过麒麟。事实上没有麒麟,它只是艺术上的一种追求。见不到也没遗憾,原本就没有想到一定要见到麒麟。尽力了,也就足够了。


心态好,才能做成事。孔夫子心态就很好。“子之燕居,申申如也,夭夭如也。”平常生活的很安详、很和乐。“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?”有位冤家对头带着兵要来杀他了,他照旧带着弟子在大树下温习礼义说,上天给了我优秀的品格,他一个宋司马能把我怎么样?也果然没把他怎么样。


比之桓魋的兵马,“牛棚”毕竟安全了许多,并无生命之虞,不也是时代的进步吗?


孙其峰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制度。经历过种种艰难困苦。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之后,难得他依然保持平民心态、平民本色,一辈子没见他穿过一件高档衣裳。一盆水,洗罢脸、再洗脚、再用于浇花、浇菜。总是要求家人不得有任何浪费。一方面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,一方面是与世无争的家庭环境。前者越是动荡不安,就越是需要通过后者予以平衡,小心奕奕地保护和珍惜既有的条件,知足常乐,以苦为荣,并把这种珍惜转化为绘画热情。


 


宽厚篇·多少感动在心头


西方有句谚语,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把自己看得很轻。


孙其峰背后有位“天使”叫杨锦屏,几十年来一直是山东老辈妇女的本色,极其能干和贤惠。她当了半辈子街道居委会主任,领着妇女办工厂、搞创收。家里再穷、再累,也得保证让丈夫读书、习画。她又乐善好施,收养社会孤儿,一直养到长大成人找工作,成家立业。


孙老学生多,家里老有客人来,迫其练出一心二用的本事,一边陪客人聊天,一边构画小稿。杨锦屏端茶倒水,热情招待,以免冷落了客人。碰到谈正事,她则退出去。一直到高龄都是这样,待人太好了!


我曾听到一位年轻客人赞叹道,这家人就是厚道,真是有福之人啊,有福的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呀!


至高的境界就是普普通通。孙其峰这代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永远把自己当作普通劳动者,兢兢业业,勤勤恳恳,平等待人,乐于奉献。画画是什么?不过是你的业余爱好而已,没有必要搞得神乎其神。当它由爱好发展为一种生活追求时,成功与否则取决于你有多大的自信,能否始终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,并持之以恒地予以坚持。那么,上帝赋予你的才能和时间足够你圆满完成一项使命。


早在1943年,孙其峰23岁时,朋友帮他在龙口市办过一次画展,住在馆里,由一位年龄相仿的小干部陪着。闲聊中那人说过一句话:“凡是你自己认为没办法的事情,那就没办法了。”也就是说,如果你自己认输了,那你肯定没戏。只有不认输,才有获胜机会。


那人又不是毛主席,又不是哲学家,不过是一个平常人说了一句在孙其峰听来很不平常的话,作为人生格言,居然受益终生。


后来,那位小干部不知去哪了?人海茫茫,有多少人擦肩而过。生活中,有缘结识甚至一路同行,彼此能给对方以帮助是多么重要。巴金曾对冰心说,“有你在,灯亮着。”浅显的语言里流露多么深切的人间真情。


回首往事,孙老深情地说,人老了,上了年纪,过去的一切都让你怀念,都是那么美好,心里头一大堆感动。你的那些社会关系,同事,朋友。特别是学生,我有太多、太多的学生,全国各地,到处都有,连国外都有,心里头老是牵掛着他们。不断地有学生来看我,大老远地来看我。老玉米下来了就给我送一篮子老玉米,花生下来了就送一袋子花生。有的在河里打了鱼,挑一尾贵重的品种也想着我,赶紧送来。他们有什么?农村有什么?那不就是一颗心么?我心里很感动,但我说不行,你再来这儿拿礼物就不能进我这个门儿,拿作业我让你进来。


人世间有一种人物,尤其智慧老人,举手投足,一言一行,非常平和,并无惊人之举,可就是透着一种睿智,一种经年累月养成的大度。他们幽默风趣,举重若轻,谈吐随意,完全忽视自己的优势和成功,与任何人都能保持平等相待的态度,与之相处,你会感到如沐春风,获得心灵上的净化和感悟。


孙老的学生中,有上将、中将,有司令、政委,也有地方父母官。有专业美术工作者,更多的则是普通群众。从将军到农民,从部队到地方,从校内到校外,无论身居高位还是来自社会底层,孙老总是一视同仁。有的学生起点较低,或是天资不足,他也从不歧视,循循善诱,与之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,多加鼓励。也不是非要有多大成就,成个什么家,出个什么名,重在学习本身,能够带给你乐趣,若能因此而提高生活质量,则是莫大幸事。


学画是个很复杂的过程,不是念了几年书就成了,读个研究生就多了一块,它是方方面面相综合的结果。孙老的学生中,以自学者居多,若以画画的水平,有的插班到大学4年级都不差。差在起点低,眼界不够,画格不高,所以要补课,从笔墨构成上、空间关系上,再行梳理,帮助他们把大方向找出来,尽量少走弯路。除了讲解画论、画理,补充基础知识,改画更是孙老的一大工作,尤其晚年,不厌其烦,乐此不疲。有的学生考虑到他年事已高,不忍心打扰,主动把送作业的次数减下来,他便打电话催,怎么又不来啦?你不要不好意思,我就是干这个的,把作业拿来让我看。


我到孙府,几乎每次都能碰到来自各地的学生。我曾见他为一位学生修改作品,唰唰几笔,把一只水禽改画成一块大石头,补上其它景物,画面立时改观。学生的任何一点进步都会使老人欣喜不已,以他的方式加以奖励,在其作品上补块石头,或是画只鸟,或是题款作跋,或是以自己的作品相赠,送你张小画吧,继续努力吧!


(待续)


 


 


 


 


 


(接上篇)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师生篇·我愿意给他们作塔基


孙其峰在北平国立艺专求学3年,毕业时徐悲鸿校长有意留他当助教,已经下通知了,因他反对国民党统治,思想进步,被扣上“红帽子”。学校出于担心,为他的安全着想,最终改变了决定。老师们也都特别关心他,劝他躲到城外去,以防不测。


这之后他加入了共产党,与母校一直保持联系。有一天,他找徐校长看作业。校长问:“这两张画你有用吗?”他说没用,校长让夫人拿出两百块钱说:“这两张画我留下了。”后来,徐悲鸿还将其编进他的藏画目录里。


在校时他是穷学生,包括徐校长在内,老师们全都不收他的学费,还想法周济他。他说,实际上,我的画哪里值得徐校长买啊,那不就是为了鼓励我,周济我吗?


后来,等到他当了老师,同样不收学费。无论大环境怎么变化,也无论学生来自哪里,有钱还是没钱,农村还是城里,哪怕是外国学生,只要是直接跟他本人学画,与学校无关,他一概不收学费,到现在没有一个收费的。自1953年起,他应邀到天津文化宫当教员,辅导业余作者,也概不收费。直到上了年纪,不到七十岁身体坏了,心脏不好,不能来回跑了,才把文化宫等处教学任务的接力棒交给霍春阳等人。


学生们来自各行各业,祖国各地,远到北疆、南疆、新疆,近到身边的工作人员,年龄不一,水平各异,因画而走到一起,亲如家人。厨师小王学画,司机小宁练字,老人送给小宁《词海》,挑选合适的字贴,于扉页上题词勉励。小王是山东德州老家,得知家乡组织美展的消息,孙老鼓励他报名参赛,为其选画,指导修改。一看画上没盖章,怎么没盖章?没图章吗?我给你刻。86岁了,照样刻章。 


海军原政委魏金山上将酷爱画竹,离休后与老伴朱世瑚女士一道,拜孙老为师,悉心求教,画艺大进。孙老赞道:“寄来的画非常好,其进步之快,出乎意料。我看了一高兴全给改了、补了。金山同志的朱竹非常好,俨然出自艺苑老手。世瑚的松鼠红果更好,我给补了一通,好极了!”


他回信写道:“你们俩的画这次进步特大特快,我给打个分数:①进步速度,世瑚95分,金山94.5分(我向来不打100分,95分是满分)。②绘画水平,金山95分,世瑚94.5分。③‘独立作战’能力,金山95分,世瑚94分……最好的一张是朱竹,我补了墨石,我认为是一等的水平,在哪里都拿得出手来。努力吧,更上一层楼吧!学无止境。”


魏政委于1997年拜师孙其峰,2004年出版了《魏金山·朱世瑚国画选》,果然“拿出手”了,广受好评。他在“后记”中写道:“能在这位德艺双馨,当代国画大家指导下学画是十分幸运的。他听说我学画竹,就把他编的竹谱送给我,并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指导我学画。老先生年事已高,我不愿意多打扰他,时间长了,他会主动打电话来,问我们是不是还在画?说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,看到我们的作业,他的精神头就来了。在他的鼓励下,我们从不敢懈怠。在我们的一些画作里,经老先生补笔的每一块石、一只鸟、一个枝、几片叶、几棵笋,都会使画面顿添不少生气和情趣。我每每重新临习,总是形神难似,深知这决非一日之功,学无止境。”


晚年,孙老的家有如一所特殊学校,有的学生一住就是月余甚至数月。也有的来去匆匆,隔段时间拿一批作业请孙老指点。在天津致远小楼,我曾遇到来自招远老家的农民学员王宾永,孙老嘱咐家人留他住下,晚饭后到画室看画。孙老的画室也就10平米左右,中间放了一张画案,东西两侧分别是书橱和一张单人床,触目所见到处都是画册、书籍,各种资料,连面积不大的画案也被挤占,仅留下中间有限的一块空间,孙老就在这点空间里做事,画画写写,为学生们修改作业。其时,他招呼小王说:“快把画打开让我看看!”十几幅画粗略地看过一遍后,再一张张地细看、点评、提问题:鹤腿不能这样画法,要和荷花茎错开来,颜色上也要有明显的区分,否则鹤腿、花茎不分家了、打架了;画水浮萍要组织好,大小、距离、形状,都要兼顾,要有错落感,不能太整齐了,太整齐了不自然;花蕊这一块,笔墨处理还要精,颜色上朱红对墨用的还行,黄颜色用得不够,还要加强,要叫花睁开眼睛……


最后,自然又是一番鼓励:“不错,挺好的,较上回又有进步,还要再画、多画!画什么都行,就是不画不行,偷懒不行,画画就要靠坚持,要有计划性,要有目标性,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。别瞧不起自己,功夫下到了,就会有成绩。我像你这么大时,画得还不如你,不管是谁,都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走出来。”


王宾永30岁左右,黑红的脸膛极为消瘦。他曾在一家乡镇企业上班,工资极低还没时间画画,孙老出面帮他调到金矿工作。画得有点成绩了,再由基层调到机关,可以半脱产了,说外出就能外出。画家需要走出去。做学问需要读万卷书,也要走万里路。王宾永已经走出了农舍,走到了金矿,走进天津致远小楼。孙老希望他走得更远。离开天津后他直奔北京,到琉璃厂看画,购买笔墨纸张。画工笔需要用好纸。他还没有买手机,有钱要用在刀刃上、用在学画上。他急着要同孙老合出一本挂历,孙老6幅写意,他6幅工笔。孙老已经题字,画也准备好了,而他却对自己的习作不满意,急切地想再画几幅新作。


为学生题字,与学生联袂作画,是孙老一贯的作风、一贯的爱好。人说,孙老你想过没有,会不会影响你个人的书画市场呀?回答说,我不关心市场价格,也一直很少参与卖画,有饭吃就行了。我最关心的是时代审美,有生之年还能为社会做点什么?唐诗宋词元曲,到了明清没什么东西了。中国画还算保留下来了。时代需要留下一些美的东西,需要有人为这些东西的流传付出劳动。我就是干这个的,来找我学画,说明他爱画,和我是一路人,想拒绝也做不到。他就坐在门口不走了,吃饭的功夫让老婆替换。此人是农民,叫吴学军。我说,好吧,把画拿来我看看。收了吧!家里穷的给斤粮票,给条裤子,尽我的能力给他们一点帮助。这方面有一位是秦皇岛的画家,叫王敏民。赶到我的画能卖钱了,送张小画给他们卖点钱,助其学习。老了,尤其想把接力棒交出去,希望学生超过我。我愿意给他们当塔基,让学生站到塔尖上去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归园篇·带个南瓜好入画


1996年初春,孙其峰做出一项重大决定,由天津返回山东老家定居,一住就是9年。本来打算在天津终老得了,四十多年了,感情很深。退了、也老了,回到老家乡下看看,感到真好,空气清新,还可以吃农家饭,还可以关起门来做点学问。在天津不行啊,社会关系多啊,回到乡下倒可以关上门。我这辈子不想要个大庄园,也不想到世界各地游山玩水,连北京都没想。去北京不行吗?有得是人动员我。可我没想。我想一个人的精力就那么多,要这个就不能要那个。人往高处走,你怎么往下走?很简单,目的不一样啊,走的方向就不一样。


招远县城西郊有一道山岗,半城半山,原先全是石头,爆破清理后盖了房子,辟出庭院,取名“归园”,归去来兮,落叶归根。又叫“瞩远山楼”,取登高望远、宁静致远之意。这里地处偏僻,地势又高,吃水困难。孙老提议打井,连水利部门的专家都反对,认为不可能的事,山上怎么能打出水?孙老认为山坡和山谷是连着的,有山谷就可能有水线。打到三十多米,还真就打到水线上了,水量充足,水质好得很,可直接饮用,各项指标都很好。孙老长寿,到了晚年身体反而好起来,与心态有关,也与归园的空气好、水质好不无关系。2002年春天,我到归园拜访时,原先的石头窝子早就变成花果园了,打老远望见满园春色,姹紫嫣红,凭直觉断定那就是归园。我很想知道庭院里栽了多少种花?有说五六十种,有说七八十种,要看怎么算。有些花是一个家族、一个系列,品种很多。百合就有好多种,细叶的、宽叶的,有的采集于南方,有的来自于荷泽,多为各地学生所送。月季花品种最多,五颜六色,“莱阳红”的花朵像一个火红的大绣球,但还不能跟芍药比,芍药的花朵又大又密,争先恐后,花枝都压弯了。牡丹在当地不服水土,很难成活,唯有归园是一个特例,再名贵的花木也能适应而欣欣向荣。黄花菜是花也是菜,它也有品种之分,花朵分为单瓣复瓣,归园所植多为复瓣。藤萝则长在空中,丁丁吊吊,满架生香。玉兰花多见于孙老的作品中,据霍春阳教授讲,有一年春天孙老和他曾专程到北京颐和园画写生,从早到晚都画迷了,感动了园林工人,把游客偷折下的玉兰花送他们一些,晚上回到住所在灯下继续画。玉兰花分白玉兰和紫玉兰,紫玉兰又名辛夷,先开花后长叶,花朵喇叭般欢天喜地,紫里透粉,一身的名贵气。我读《孙其峰画谱》,其中一幅紫玉兰题名《归园春色》,又有补题曰:“约第二十稿尚未称意。”可见孙老对此花偏爱有加。又可见其治学严谨,精益求精。


在治学杂记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:“归园有玫瑰数株,暮春之际,花朵满枝,每欲为之写照,姿致不佳,不堪入画,观看已久,乃自发心源,不斤斤计较于形似,但求神似,乃能称意。”


花草之外,更有桃树、李树、石榴树;黑枣树、柿子树、大樱桃。菜蔬亦能入画,西葫芦、大南瓜,都能入画。孙老有个农村学生叫吴学军,走动特别频,不让他带礼物偏要带礼物,孙老便开玩笑说:“要带你就给我带个大南瓜吧!”这时他已重回天津,内心难免深深地眷恋归园,眷恋故乡的山山水水,学子情深,一如南瓜般沉甸甸的,何其深厚。


孙老养了一只狗,然后又养了一只狗。小狗入画,如同他笔下的松鼠,憨态可掬。可养狗也要占时间、也麻烦。有一天发现家里又多了一条狗,他顺口说了句:“怎么又弄了一只狗?也不跟我商量。”得,一句话“得罪”了这只取名“豆豆”的小狗,老啃孙老的脚后跟。老俩口外出归来,“豆豆”见了杨锦屏亲热的不得了,摇头摆尾,直往跟前扑。见了孙老,“哧溜”一声钻床底下了。


还养过两只孔雀。邻居家开饭店,碰到两只秃尾巴动物,叫声特别响亮,孙老过去一看,是两只孔雀,赶紧讨下养起来,专门盖了雀巢,细心照看。一直养到“非典”期间,担心意外,才转送给西山动物园。孙老和家人前去看望时,孔雀见了忙不迭地开屏“欢迎”,蹈之舞之。


还罩过一只大鹰。负了伤,飞不动了,快饿死了,被归园收留,养好伤后放归山林。不想它夜间会飞回来落在藤架上,“咕咕、咕咕”地叫着,与孙老隔窗“说话儿”。


日子就这样过着。时间一长,门又开了,来了另外一批人。孙老笑说,我是教书的,看见学生光有感情没有记性,不知不觉中又收了五六十个学生。


从孙老的笔记中,以及与个别学生的交谈中,我拉出一个名单,有名有姓者计有58位,还不包括在校学生,还不包括早年大批毕业生中仍与孙老保持联系的学生,以及老同事、老朋友、老画友。你来我往,川流不息。更有素不相识的求画者、求教者,孙老总是尽其所能地予以回复。采访中,我曾见到一封他刚写完的行草长信,洋洋数百言,写给一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书法家。


他在治学杂记中写道:“我在青年时代只注意向老先生学习,到了中年渐渐知道向自己的同辈人学习,我也曾从他们的艺术实践中了解到很多东西,大大丰富了表现能力和艺术技巧。再后老了,感到落后了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又开始注意向年轻人学习起来,在我的表现技法上又增添了一些年轻人的学问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博学篇·三条“座右铭”


在上述回信中,孙老写道:“书坛既是后继有人,又是后来居上-----我的这一论断也许有人说是管中窥豹,以一斑而概全豹。我知道我国的美术院校培育出一大群‘豹子’,我哪能只窥过‘一斑’呢?”


他在治学杂记中写道:“我晚年的字,平正有余,险绝不足。想到年轻书法家善于追求险绝,我须向他们学习。韩愈说,道之所在,师之所存。我现在正需要实践这一名言。”


孙其峰一生诲人不倦,好学不倦,如饥似渴地补充自己。他有一条座右铭:“得过且过,贪得无厌。”生活上低标准,得过且过,有吃有穿就行了。学习上高标准,贪得无厌,这山望着那山高。


后来,又有一条新的座右铭:“知足,知不足、不知足。”


“知足”是指对物质生活的态度。画家能够卖点画,自娱自乐还能自俸自给,造福家人,近年来的生活水平已经超过小康好多倍了,非常知足了。“知不足”是要看到艺术上的差距,严格要求,要知道差在哪里,如何努力。几十年来光忙工作了,看书的时间不多,感觉学术上还有差距,欠了帐似的,非常着急,急于补课。“不知足”是讲治学态度,是高标准、严要求,自我鞭策。这个书想看没有看,那个书看过了还想再看。每天2小时用于看书,雷打不动。老了,眼睛不行了,那也得想法看。前些日子看完了《巴金随想录》,又把《镜花缘》翻出来了,过去看过一点,印象不深了,所以还要再看。还有《红梦楼》,还想再看。这会又把《聊斋》翻出来了,已经看过5遍了,这是第6遍。为什么爱看这种书?因为有特别浓的中国味道。就像小时候吃窝窝头,长大了吃过许多饭,都忘了,但窝窝头忘不了,它里面有很深的情感,别的东西代替不了,洋东西代替不了。为什么非要拿外国代替中国?中国画跟西洋画接什么轨?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。比如汽车,它没有国界、没有民族性,只看谁的车跑得快,谁的省油等等,有几条标准,一下子能测出来。中国画是中国特有的绘画语言,要保持它的民族性、纯粹性。对西洋画,我主张“见好就收,化人为己。”也还是“洋为中用”的意思,好的就收下。我画过素描,我的老师是徐悲鸿,能不画素描吗?但在画里我不能叫它露出来,吸收了,作为营养就行了,在大格调上还是要符合中国的传统要求。喝牛奶可以,不能把自己变得长出牛犄角、牛尾巴,更不能变成牛。


后来,他又有一条座右铭:“不怕死、不想死、不找死。”四十多岁时检查身体很紧张,怕查出什么毛病,正爬坡呢,干大活呢,身体垮了可不行。现在老了,认识到必然规律了,再体检就不紧张了,到岁数了不在乎了、不怕死了。但又不想死,还有很多书没来得及看,还有很多想干也能够干的事情,比如给学生们看看画,还有一定用处。不找死的办法是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干,不要给别人找麻烦,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,不要为钱所累,生活上不要有太多的要求,粗茶淡饭比什么都强。


他曾写道:


“我在进入了老年人的岁月之后,逐渐感到一个老年画家的通病:这就是艺术上的老化和退化,这是可怕的。于是我就想法不让自己退化。我初步想出这么几条:第一,要像早年学画的心态,不能有丝毫的自满;第二,不可懒散,‘懒’是不画画;‘散’是自由式地画,想画就画,说停就停。只画熟悉的,不求画新的、有难度的;第三,要有计划,按计划要求自己,不要过量,还要执行中不断地作必要修正。我自觉做到了以上三点。”


甲申年春节前夕,他曾制定一项自修计划:画50张猿猴,以此纪念自己的本命年------孙老属猴。也就半个多月,他便实现了这项计划,在其熟悉擅长的麻雀、松鼠、鹤、鹰、山羊、喜鹊、鸡鸭鱼兔等多种动物之外,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动物题材。我在采访贾广健时,他话说孙老的治学精神,曾举一事例:有一天,他去给孙老拜年,见他一边聊天,一边在报纸边边上画小稿。一看,原来他在画猴子。


原来,他在落实自己的“计划”。


原来,“牛棚”期间练出的本事、养成的习惯,一直没有改变。


采访中,我曾注意到孙老在画瓷器画,在查看关于彩陶方面的书籍。他说,最近我看到一个学生画瓷器,我感到有兴趣,学生的画对我有启发。瓷器是中国的一大发明。听说现在日本人这方面的工艺非常先进,做出的瓷器非常精致。瓷器、京剧、中国画,这些都是我们的国粹,不能随随便便就丢了。我定了一个计划、一个大单元,准备画上100张瓷器画,就可以巩固了。


向古人学习、向自然学习、向生活学习、向书本学习、向老师和朋友学习、向学生学习、向未知领域学习、向其它艺术门类学习-------如此生活方式给他带来无穷乐趣。他说,我喜欢京剧喜欢了一辈子,拉了一辈子京胡,尽管拉得不好,却得到很多启发。画家尤其要注意学文学、学哲学、学中外美术史、中外发展史。老画家尤其要注意向年轻人学习,因为你老了嘛,需要补充新思想、新观念、新气息。历史就是这样发展,后来者总是居上,真要一代不如一代不就完了么?也说明我们无能啊,没有把人带出来呀。他说,师古人和师造化是学习中国画的两个基本要求,都很重要。师古人要发展古人。像黄宾虹、齐白石、李可染,都是发展古人的典范。他们学活了,用得是“嫁接法”,在传统里加进自己的生活、自己的理解,变成一种新的东西。师造化不能老让“上帝”管着,不能甘当“忠实儿子”,而要追求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,追求以情写物,自然天成的境界-------这些都是在我年老之后才愈加明白的道理。明白了一些也不能说真理在握了,因为真理在发展。


他在治学杂记中写道:


“我开始学传统很盲目,只知从‘技’(法)的方面努力,其后渐渐知道学一些‘理’。六十岁之后(或是七十岁而后)才渐渐知道从‘道’的高度上去学习。八十岁上下才真正知道‘中得心源’的奥妙……晚年画速写,由于目的性强了(为我的写意画技法服务),所以很重视‘感觉’。有时为了躲开‘结构’的干扰,我故意把描写对象(如盆花、标本等)放的远远的,好让大感觉突出出来。”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硕果篇·多籽“石榴”


去年深秋的一天在天津,我注意到孙老画案上有几枚带树叶的石榴,一枚未开口,一枚刚开口,还有一枚开成花了,籽都掉出来了。画案上还有几张小纸片,一看是孙老刚画过的石榴写生。


2004年岁末,孙老照例回天津过冬。转过年来,春暖花开,准备返回招远时,他和老伴却先后病倒了。杨锦屏大他一岁,一度病情危重,家里雇了专人看护,却无法替代孙老的作用,尤其夜间,她得抓着孙老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窝上才肯入睡,夜间起夜也得孙老照顾,今天把腰抻了、明天又把腰抻了,其相依为命的情形感人至深。


就在这样的情况下,他以86岁高龄为自己制定了一项又一项“计划”,创作出一批又一批新作。


恕我孤陋寡闻。河北美术出版社编辑的10卷本《孙其峰书画谱》我未曾读到。孙老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绘画书籍、画集、图谱、工具书,我也很少拜读。我不能对他的绘画艺术、绘画成就作过多评述,那是一项需要专家来做的工作。


但我还是得到一套人民美术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孙其峰画集》上下卷。上卷为历年作品的有限收集,内容以花鸟为主,亦有山水、人物。作画工具以毛笔为主,亦有“指头画”,借鉴潘天寿等指画大师的经验,大胆改进,多有创新,并为此作过文字上的论述和总结。下卷所收作品多作于归园,所画内容洋洋洒洒,千姿百态,一如多籽的石榴,其中许多题材为我所熟悉,也因而特感亲切。在退休之后,他终于获得一大块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,又有归园那样的环境,给他一个好身体、好心情,全身心地致力于艺术创作,终使其晚年所作臻于化境。


若是粗浅地谈一下我读孙老作品的体会,可否归纳为以下几点:


其一,关照大众性审美与注重学术品格相统一,使之喜闻乐见,雅俗共赏。


其二,平实自然,不事雕凿,有感而发,追求自然气息与内心真实的完美统一,作品洋溢着充分的生命自在与热情,洋溢着活泼开朗的生活情趣,给人以蓬勃昂扬的精神启迪。


其三,书法入画,书画一体。笔墨趋向古拙纯厚,雅逸浑朴,张驰有度,大开大合,小画亦有大气象。在笔墨老辣中透着温馨祥和的心音光彩,融入了老一辈艺术家特有的睿智、从容与大度。


其四,注重生命感受,紧随时代审美,热情肯定和讴歌朴实高洁的人生态度。寓情于景,在春华秋实的描写中渗透强烈的生命炽热,以其坦诚、宽广之心诠释人间博爱,向往人世大美。


其五,热爱自然、歌颂自然,心性徜徉于一草一木中,显示情不自禁地流露,以其笔墨热情传达对生活的一往情深。


其六,发展创新,点面结合,不作刻意的符号化争取,却在日积月累中、在不断求索中实现了必然的个人面貌,留下众多令人难以忘怀的、以朴实自然和童趣天真为主要特色的画面独占,如麻雀、白鹰、枯树枝等。关于“枯树枝”,他有如下的治学札记:


“我学画枯枝是从临古人开始的。当有了一定基础之后,又从师造化上下了一番功夫。至于用笔则是从书法得来。师古人与师造化使我打下较扎实的造型基础。由于造型心中有数,同时由于我在书法上有较好的功底,这就使我有充分的条件来探索画树枝的笔墨形式美。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用草法来画枝子,也可以得心应手地用楷法来画枝子。我自认为在我全部绘画技法中,最成功的实践之一算是画树枝了。”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奉献篇·我是位老共产党员


在愈来愈多地接触、接近孙老之后,脑子里老是蹦出伟人那句话,我觉得用在孙老身上非常恰当------一个纯粹的人、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、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

六十年代,一位美国人到天津造访孙其峰,对其生活状况,尤其居住条件感到惊讶。说,真没想到您住得这个样子。他回答说,咱们的祖国就是这样的呀,所以咱们有责任努力工作,改变现状呀!您是美籍华人,所以我在家里接待您。我是位老共产党员,我想跟您说说肺腑之言。我们要承认差距,但要不怕差距、缩小差距,唯一的出路是团结奋斗,加倍努力,做好工作,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,祖国才能一天天强大。


这之前,他的居住条件更差,住着看门人住的小破房,一家人挤在里面,潮湿的受不了,木头都烂了,木地板早就朽了,隔壁邻居家还发生过塌陷,连床带人“唿咚”一声掉下去了。


到了七十年代,他又可以画画了,曾被国家文化部抽调北京,安排在颐和园藻鉴堂作画,断断续续有好几年时间。他和许麟庐是胶东老乡,俩人画得最多。已有好些年没有正规画画了,正着急呢,恰好赶上这次机遇,高兴地不得了,既能给国家赚外汇,又对自己是个提高,一举两得。


要是顺势有所改变不是更好吗?对自己的工作岗位有所调整、争取更多的创作时间不是更好吗?可他最终还是回到原点,将毕生精力贡献给天津美院。


早在五十年代,以他为主筹建天津美院中国画教学班底,建立了完备可行的教学体系,包括队伍建设、资料建设。当时坚守传统绘画风格的一批老画家受到冷落,既无市场亦无正式职业,处境艰难。孙其峰说服校领导,拨出资金,购买这些老先生的作品,价格很便宜且全是精品,对老先生有所帮助,也为学校积累了一笔宝贵财富,时至今日,其价值已很难估量,用作教学所需作用巨大。


眼光固然重要,更源于人格光彩,一辈子助人为乐。在他的奔走争取下,一批卓有成就的书画家、教育家陆续到天津美院任教。他们是:李鹤筹、张其翼、秦仲文、溥佐、李智超、刘君礼、段履青、王颂馀、萧朗、凌成竹、梁邦楚、朱欣根等。长期或短期兼课的画家有:刘子久、溥松窻、蒋兆和、叶浅予、吴光宇、刘凌仓、黄均、李苦禅、宁斧成、钱瘦铁、孙克纲、赵松涛、刘维良、郭鸿勋等。


除了对国家、对单位所作贡献外,孙其峰更多地、更主要的奉献还在于日常生活中,在于同普通群众的交往中,许许多多相识或不相识的人得到其无私的帮助。以书画助残、助学、扶贫济困是他一贯的爱好,热心公益事业是他一贯的作风。他曾一次性捐出作品四十余件,用于希望工程,由烟台共青团市委接办。教育口是其重点,家乡的中学、小学,有机会同其发生联系的各地教学单位,通常总是有求必应。美术单位、绘画机构也是一个重点,我曾听到一位在基层美术馆任职的朋友讲,他们馆开馆时跟孙老求画,只发了一个函,孙老便很快寄去了作品。平民百姓,条件一般却又偏偏喜爱书画、热心收藏者也是一个重点,采访时我碰到一封寄自东北的来信,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向孙老求一件书法,他即以4尺整纸隶书相赠。慈善机构、弱势群体、生活有困难的普通百姓更是一个重点,我曾亲身感受到老人对孤残儿童的那份爱,嘘寒问暖,捐款赠画,极尽关爱。外出途中,见到路边有乞讨的、病倒的,赶紧招呼司机停下来,下车问问情况,塞上几十块钱……


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。不同的价值观必定有不同的生活追求。孙老曾话说书画的社会功能,“招远提出要给我建个馆,我没答应。烟台市文联提出要在南山为我建个馆,我也没同意。我说要弄弄个集体的,我拉一个名单,弄个集体的,烟台有许多好画家,包括本地的、外地的。弄个人的不是方向,没意思。如果值得弄,两千年之后还会有人弄。这会儿还是顾眼前吧,你们把这钱用于扶贫去吧,给西部地区盖小学去吧,给读书上学有困难的学生发助学金去吧!做这些事情多有意义,对个人有帮助,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帮助。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我的画,一般都给笔墨费,我跟他们说,我给你们10幅字、10幅画,保证都是好的,笔墨费给的越多越好。不过这钱我一个子儿也不会往家里拿,全部捐给天津市救济困难职工中心或希望工程。我们也干不了什么,也不是资本家,不就能干点儿这个吗?”


 
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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