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海岩

 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雪域之光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------南海岩及其作品赏读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
小屋漏雨


花絮一:1989年,《美术》杂志牵头,组织了“当代中国水墨新人奖’’,获奖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,规模很大。山东有8件作品入选,平原师范学校美术教师南海岩获优秀作品奖并晋京领奖,拉开了他走上画坛之序幕。在其后的展事上,刘国辉望着这位单薄瘦弱、白净清秀的青年“哦了一声“你就是南海岩?’’田黎明则问他名字是怎么来的,“你那个名字是真名还是笔名?海岩回答,“是真名’’。田黎明也“哦’’了一声,“是真名?真好!还有姓南的吗?’’海岩回答:“我爷爷成份高,我跟姥爷姓,姥爷这边姓南。’’田黎明也是真名、也好。有趣的是,为他们俩位起名的家长都是小学教员。名字响亮和婴儿落地后的第一声啼哭一样重要吧,其传递的信息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。


 


5年之后,南海岩来到北京,师从王明明学画,住在朝阳公园西侧的一个村庄里,叫水西村。临时寓所是这样的:一户农家小院,正房之外还有两间耳房,一米来高,墙壁是单砖垒,屋顶是石棉瓦,以前用于搁煤球,放杂物,如今收拾出来,租给两位学生。小裴住一间,面积稍大一点。海岩住那间小的,约有6平米,月租金100元。房东为他准备了一架小钢丝床,长度刚能放下,另外还有一个脸盆架和一张桌面比画册大不了多少的小方桌。衣物往哪搁呀?房东找了个茶叶箱子给他说:“小南,就放这箱子里吧,还可以当凳子用。’’


就这样,海岩在北京有了一个新家。那年他32岁。


正是盛夏。棚屋没有后窗,只能开门透气,不能串风对流,石棉瓦铬铁似地散发着热量,真热!有台电风扇就好了。哪有电风扇?上哪找电风扇?不过,他还是找了个办法,买了两个小塑料盆,盛上半盆水,把脚放在凉水里,肩膀搭着湿毛巾,趴在小方桌上画画。


在这新家里,他住了两年。小裴走后,他调到那间大一点的屋子里,换了张托运自行车用过的木箱子改造成的画桌,比原来的小桌大一点,方便画画。这儿的好处是离北京画院近,骑车只需15分钟。而且特别安静,房东上班后就把家交给他了,特放心、特安静。春去秋来,燕雀呢喃,感觉跟山东老家差不多。画累了,闷极了,就到屋外坐会儿,感受阳光有种温馨的抚慰,在小院里荡漾。


下雨了。小屋漏雨,屁股大小的空间,你还无法躲避。赶上房东杨大哥在家还好,会赶紧找块塑料布上房苫盖,海岩给他打下手。夏季雨频,俩人冒雨忙一场,感觉也挺好。


他感到这间小屋不就是一叶小舟吗?在生活的海浪里飘荡。偌大京城有多少“京漂?’’打工者有好几百万,学画的又有多少?有好几种数字,却没一种准确统计。水西村、六里屯和辛庄住的全是学画者。我们和他们;打工和学画,有什么不一样吗?至少目的差不多,都是为着改变生存状态,争取活得好一点,做点成绩出来。


 


花絮二:1964年,毕业于四川美院、浙江美院的几位高材生被发配山东,政治的浪涛将其抛到德州的一处穷乡僻壤,刘以慰、王永康,杨能君等人,作为早期的指导老师,他们在海岩的心目中有着永恒的作用和位置。同他们的生活遭遇相比,海岩深感自己太幸运了!刘老师他们出门行路,雨天一路泥泞,晴天满脚浮土,面粉似地浮土漫过脚脖子。夜间睡板床,铺稻草,动辄痒醒了,什么东西咬的人满身红疙瘩?点亮煤油灯翻看稻草,拣出几条黑糊糊的虫子,有手指那么大。


 


海岩一开始学画就很专业。刘老师、杨老师他们的水平很高,造型能力很强,基本功特别好,海岩在他们的指导下天天练素描,到火车站画速写。


还在上高中时,海岩报了个农林班。课程简单,野外实习的机会多,插空画画的时间也多。1977年恢复高考,他15岁,上高中二年级,报名费只有5毛钱,也不多,跟着考吧。年年到德州赶考。山东艺校、曲阜师院、德州师专,被他考个遍。不管考哪,只要能上学就行,能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就行。哎呀,太爱画画了!通过考试,知道素描特别重要,画了大量素描、速写,拜刘以慰、王永康、杨能君等人为师,苦练不辍,兜里总有速写本。


他连考4年,直到1980年考取德州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美术专业,毕业后分回老家平原县,当了一名美术教师,一呆十余年,也用功十余年,到底把基础打好了,这才有后来的北京进修,一举成名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命里甘南


花絮三:海岩的成名作中有一幅大画《阳光璀璨》,作于1998年,送展后被人放到油画里去了,左边是聂鸥的油画,右边是杨飞云的肖像人物。从摆放的位置看,对他的作品倒挺重视,怕是当作“新人新作新油画’’了吧?朋友们见了与他调侃,海岩自己也去看了,也忍不住想笑。好在,时间最是公道,好画不会埋没。同样是这幅作品,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,获评铜奖。


 


1996年春节过后,海岩早早从山东老家赶回北京画院,向明明老师报到说,“我回来了”。这个假期明明心里一直搁着他的事,此时并无寒喧,说:“你必须往下跑,赶紧下去,要不就麻烦大啦!我已经给你找好人了,都安排好了,就去甘南,先到兰州,到那之后一切都会有朋友替你安排好。


海岩二话没说,赶紧准备,买胶卷、添衣物、多备速写本。正好任继民也回来了,俩人搭伴,奔向那雪域高原。


甘南,是谁造就了你?你又为着成就谁?朗木寺、拉卜楞寺多有来自周边地区的朝圣藏民,构成一道人文景观,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,影响播扬海内外。每年正月间的晒佛节,为当地藏民最降重的节日,不大的寺庙里涌入上千人,拿相机的外地人比藏民还多。


一个“土’’字远不能概括这里的人物、景物。深深的震撼揭开了人世间的厚重感,令你拎不动、放不下、道不清。感谢雪域高原为我们的民族保留着一份特有的财富,迢遥万里地注视着都市里的文明,在默默的对接中碰撞、叩问,在人的心灵中敲响黄钟大吕,廓开娑婆世界。你可以到这里游览,归去后抖落掉身上的尘土后照样过你的小康生活。你也可以到这里追根溯源,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激起纯朴善良的浪花,清洗患病的灵魂,把生活的标向正一正。至善至美至纯同样也至难。拉卜楞寺不会太多。精神的高处总是孤独的、寒冷的。即使以艺术家们那样的天份、才情和悟性,又有多少人在这里得到可观的收获呢?我们所见过的关于藏区的绘画作品不在少数,印象深刻、撼动心魄、堪称流芳之作又有多少?我还记得赵俊生老师讲过,大家都往藏区跑,往少数民族地区跑,往那些有着特别的风土习俗的地方跑,找画面、找特色,大多数找到的只是表面形式,画出来的东西一看就很浅薄。


海岩真是幸运。他是有备而来,甘南在他命里。


甘南原来是这样的!整个一个黑糊糊的感觉,非常沉重,使他联想到前苏联画家列宾的油画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。晒佛节人头攒动、场面宏大,又使他联想到列宾的另一幅巨作《库尔斯克省的礼拜行列》。那种色彩、那种气魄与眼前所见极其相似,感觉极其相似。假如国画能画出列宾油画中的那种厚重、那种视觉效果该有多好啊!


 1997年也是春节过后,他二上甘南,正月十四那天晚上宿于马曲,他和陪同的当地朋友敲开一家大车店,撮了一些牛粪生火,把屋里清理一下,尘土太厚了。“有吃的吗?’’他们问,“最好能找点青菜。’’房东找了一圈,翻出一棵焉了的芹菜,海岩等人用小水果刀切了切,找一个小瓶搁进去,撒点盐,和巴和巴,一人捏几根吃了。又在牛粪火上烤苹果吃,随身带的苹果冻得嘎嘎的,表面烤糊了,咬开后里面还是冰碴子。


一年、两年。三次、四次。不知不觉中成为一种习惯,一种必需,几乎每年都要去趟甘南,1999年因故隔了一年,次年赶紧接上,至今已有8年,总是赶在春节过后,正月十五之前,一个春节两边过,其中大半时间在甘南,为着赶上晒佛节。


去看看亲人,称称份量,检验一下自己的感觉对不对。海岩的代表作中又有一幅大画叫《虔诚》,入选“百年中国画展’’,评委会点名要他拿这张画,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。油画有罗中立的《父亲》,国画有南海岩的《虔诚》,都是巨幅人物头像。衣食父母,百年沧桑。美术史因有这样的大画而无愧于时代,老百姓因为这般形象而感动世人。


那天,海岩在拉卜楞寺碰到一位老太太,在塔前跪拜,额头、嘴唇、两手全是土。她喃喃自语,极度虔诚,拜了又拜。海岩抢下了这个镜头。下意识地掏一下衣兜,只有5块钱,赶紧递给老太太。老人接过后,双手合十,连声道谢,浑浊地眸子里流露出难以言表的感情。老人走了,拐着拐杖,被一个小辈搀扶着远去了,海岩望着她们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。回京后,他创作了《虔诚》。作画时就觉得是在画她自己的姥姥,越画越动情,越画越投入。小时候他在姥姥身边长大。这年她76岁了,身板还结实。那位藏族老人高寿多少呢?很可能远不及姥姥的年纪大,却更显得年迈和苍老。他想,明年一定要再去看看这位藏族姥姥,要多带一点钱,不是5块,也不是50块。要正儿八经地、确实像小辈似地表达一份孝心、一份至爱。


可是,转过年来再去,已经遍寻不着那位藏族老人了。许多熟悉的面孔、惦记的亲人,隔个一年两年就不见了。偶尔邂逅一两位熟人,高兴的像过节一样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


海岩有这样一段文字:“我作画时所出现的形象很普通,手法也极度平实,以一种平易的方式自然地与观众交流。既不附加来自自然以外的内容,也不猎奇域外风情,只是钟情于甘南藏民的生活百态,如此只是生怕干扰原属于我内心的天然境界。这种境界便是内心深处的良知和亲情,是唯有普通劳动者之间方能发生的情感认同。


八十年代笔者去过德州的一些县区。县城里唯有两栋银行系统的办公楼,政府机关仍旧设在平房里。严格讲,海岩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同甘南有许多相似之处,一边是高原雪域黄河源头;一边是齐鲁古国大河入海处。一条大河贯千古,天下农民是一家。要说区别,只不过甘南更具特色,大自然的千古造化使之更适宜入画而已。


海岩笔下的甘南人物已泛化为中国农民的普遍具象,画着他心头对美的理解,对父老乡亲的深切关注和爱戴。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海岩的画


花絮四:画《虔诚》时,同一位原型他画了两幅,另一幅取名《祈祷》,画高也是2米,幅宽1.15米。画中老人双手合十,手擎佛珠,目视前方,泪水盈眶。即将成稿时,有朋友来画室拜访,细读之下说,“不说别的,就老人这双眼神,一辈子的风风雨雨都有了。我一看就想哭,她们太不容易了!’’海岩自己又何尝不是呢?画到动情时他已不知自己在做什么。他踏在凳子上作画。后退一步欲看看效果,一脚踏空,摔了下来,下意识地想伸手撑住旁边的画案,没能抓住,落地后“咔嘣’’一声,把手腕掰裂了,养了两个月。


 


海岩的作品是一种国画雕塑,出现在展厅里,自会把观众的脚步留住,你会引不住发问,这是谁画的?怎么能画到这份上?


《远思》,画了一位男性藏民,老迈伛偻,举止迟缓,手捧一只白碗,正往嘴里塞面条。这只白碗用得太好了,它位于画面正中,为老人黝黑的肤色所衬托,即有视觉效果上的黑白呼应,更有意境上的如灯点亮,一辈子的希望、要求都在这只碗上了吗?他俯首碗沿,深情的目光却又分明在睃寻饭碗以外的什么。这便是他的“远思了。你没法猜想他在想什么、看什么,也许有一只饭碗他便如愿足矣。也许他已经看到了人生的地头,正静静等待去往天国的行程,而这正是他心中真正的美景和追求吧。


无论《远思》还是《虔诚》,海岩一概把大功夫花在细部刻画上,手和脸,眼与神。那纵横交错的皮肤纹理,饱经风霜的一筋一脉,一层层、一簇簇、一堆堆。国画没有这么画人物、画肤色的,指甲缝里的泥土,每道皱褶间的尘土、灰垢都要力求表现出来。表现一个真实,表现一种厚度,表现特定环境下的、也许只有我们这块土地上才具有的生存大度和从容。他的笔,已经远远超越了对生活苦难的叹息,而升华为对生命精神的由衷赞礼。


甘南的冬天要早晨8点多钟才能出太阳。暖暖的,扑在羊皮袄上有种折射,有种亮和跳跃。兰州报的气温是零下14度,拉卜楞寺的海拔高度要比兰州高出一千多米,气温还要低得多。一天早上,海岩到寺庙周围转悠,发现一家老少数口倚着庙墙过夜。夜里落了一场雪。太阳刚好露脸,撒在雪地上,也把这一家人照得亮堂起来。老老少少裹着羊皮袄。这个夜晚呀,可有多么漫长。头天,他们绕着佛塔转了一天法轮,夜晚露天宿了,天亮后再接着转。这是一种什么精神?到底是什么动因在支撑着藏牧民的这种宗教虔诚?海岩作画时也累、也苦,常年累月,每天不下十来个小时,一张大画常常要画一两个月,一张很普通的小幅也要一两礼拜。应付一下不行吗?画得薄一点不行吗?这时他就会想到藏牧民,想到他们那种轫劲和执着。他画他们,也要学他们。恒定一个目标和标准,这世上就没有做不成的事。


 


花絮五:说到可否画得薄点、快点?海岩起身从橱柜里取出一件斗方说,你看看这幅画,如果你在别处见到,会认为是真的呢还是伪作?是真的,我画的。几年前有位朋友要的,只说个人收藏,抹几笔就行了,可最终流到了市面上,被另一位朋友看到,问我怎么办?我说花钱买下来,赶紧买下来,我花钱。好画不管到谁手里都会沉下来,只有一些应酬之作才会在市面上飘来飘去。你愿意画这样的东西吗?我的画出手后常常还在脑子里转悠,感到哪不合适,打电话让人送回来,我再调一调,润润色。


 


寺庙里过夜的这户人家,自然也进入了海岩的作品,依傍着红墙根,坐卧在雪地里。羊皮袄就真的那般保暖吗?冰天雪地,长夜漫漫,怎就不怕冻坏了孩子?这般大的孩子,如果在城里、在都市、在有钱人家里的情形可想而知。有钱人看了海岩的作品,会把他们的孩子搂得更紧吧?


又是幅大创作,170×270cm,取名《暖冬》,成稿后请王明明过目、指点。老师自然十分高兴,这儿需要调调、那儿需要动动,甚至连作品的主题也费了一番琢磨,说“画里有残雪、红墙、也能看出春的气息。应该在春字上打主意,给人一种向上的感觉,一种希望。’’作品最终取名《春的企盼》。


确实,即使在甘南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,劳动者同样不乏乐观、开朗、镇静。老人们举止沉稳,姑娘们衣着鲜亮。今年他八上甘南,就碰到两位小姐妹,穿戴一新,长得特好,有家长跟着,海岩为她们拍照,家长邀他到家中做客。他的作品中,老老少少,平凡普通。多有少女、少妇出现,或青春漾溢,或一脸满足。她们恬淡的笑容,略显羞怯的举止,那朴实真切,一颦一笑,只能来自于生活真实。《金谷》,画了4位青年女性在田间小憩时的情形,贫脊的高原上也会有收获,劳动自会带给她们快乐和希望。《唤起记忆的歌》、《母亲的骄傲》等,活画出婴孩拥在怀里所带给母亲的满足感,笑容是如此惬意和生动,真叫人看了感动。《回眸》、《净气》、《凝望》等,把藏族女孩特有的纯美定格在中国美术的长廊里,自会弥久愈香,令每一个见过她们的读者都会怦然心动。


海岩写到:“在我所认定的这片空间里,理智和情绪便依着自己特定的心态去作着选择,无论是眼前看到的,还是经验积累的,都会原封不动地反射出来,都将被转换成符合自己内心所认可的一种艺术形式,被呈现的肯定是自己认为最真实、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把温情寓于平淡之中,自然忘我地表现人性的真、善、美。尽心则真、至真则善、尽善则美。真正的完美是表里如一。好的作品尽管风格各异,但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’’


甘南归来,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,终年累月做试验,找感觉,一心要画出心仪中的藏民。朋友劝他说,你这种努力是徒劳的,走题了、没辙了、画的脏糊糊的,把高光都挤出来了,根本不叫中国画。文人画有你这样画的吗?


高光挤掉了,能不能补上去?用水粉提一下。其早期发表的作品,水粉的痕迹随处可见。后来慢慢减,只在强调羊皮袄那特有的效果时,偶尔用一下,直到完全不用,一色的国画颜料。国画画出油画般的厚重感,显示油画般的视觉效果。


不管别人怎么说,他自己知道在画什么、怎么画。灯在心头亮着,而且远非一盏,那是闪烁的星河,那是藏民的眸子。不管用什么办法、花多少时间、下多大功夫,一定要画出藏民和雪域高原留在内心的真实感受,要把发生在心里的炽热画出来,把感觉找准、画对。糊了就糊了,一遍不行十遍、五十遍、一百遍。


后来,朋友这样对他说,“海岩,你知道你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?薄薄的生宣纸上,中国画笔墨色彩的最大承受力叫你找到了。’’


 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贵人与市场


花絮六:一位收藏家朋友多年来一直钟情于古字画,对当代字画不感兴趣。忽一天,他在琉璃厂见到一幅海岩的作品,哎,这画好,不一样,破天荒第一次掏钱买了幅当代字画。回家后又挨老娘训斥,又买什么破画啦?老娘却是行家,打开一看,啧然有声,“儿子,这回长眼啦!这个人画得好!他用画山水的皴法画人物,拢得住、放得开、画得厚、有味道,再买就买他的画!’’


 


人有相,画有韵。一眼就能相中海岩作品者大都是在收藏界玩了多年的行家。


琉璃厂文雅堂堂主叫杨广泰,是他最先盯上海岩和他的作品,“你画得非常好,很有前途,好好画。经济上有我,我供你。”他帮海岩卖画,做宣传,出画册,给初来京华,尚在求学中的南海岩以极大帮助。


一年后,台湾画商陈先生通过文雅堂找到南海岩,提出在海外经销他的作品,不管销路如何,画多画少,每月给他一笔固定费用。陈先生几乎每月都来北京看他,一再叮嘱说,“安心画画,别考虑别的,在北京好好呆着,就在北京,那也别去。直到世纪末,海岩出道,名声雀起,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,这位来自海岛的伯乐一直为海岩撑着经济大树,使之衣食无忧,安心画画,不为走穴等风潮所动。


后来,王明明到香港期间,又把他的作品推荐给郭浩满,得以销往港澳、新加坡等地。可以说,是书画市场最先发现了南海岩。他早期的作品,90%以上销往台湾、东南亚等地。


海岩幸运、多福,条件和机缘好得不得了。一边是市场捧着,一边是恩师拉着,王明明把能想到的都替他想到了,每次外出、活动,都把他往前推,大小细节都想到,到了哪里找谁、有了困难找谁、前辈画家中该去拜访谁……以其细致入微,甘为海岩铺路。周思聪老师是大忙人,身体又不好,海岩不好意思前去打扰,明明便催促他说,“你该去看看周老师了,院里还有她几封信,你顺便带过去。问问周老师有什么事没有?’’有一年张仃老师牵头,众多前辈画家结伴而行,经嘉峪关去敦煌。白天游览、写生,晚间住下后可串串门,求教于前辈们。明明说,“敦煌我去过了,这么多老师在一起,机会难得,海岩你去吧。’’


一棵树,无人修剪也能长起来。可要长成一棵大树,一棵开花结实、硕果累累的丰收树、风景树,则一定要有多种条件。自儿时喜爱到考取美术专业,10年;毕业后任职基层美术教师,10年;1994年发轫苦修,赴京求学,又10年。人生一段段,台阶步步高,海岩走得何其顺也,也何等不易,也一派风光和前程。作为朋友,我真为他高兴。我为他高兴不独因为他的画,画得好的人也还有,端着架子的所谓名家随处可见。难得海岩谦和得体,善意真诚,把手伸向你的时候你就自会感到他的潜质和未来。他说:“咱不就是个画画的么?你只会这一点,你还想干嘛?叫你干别的你也干不了。摆谱没有用,炒作没有用。唯一的选择就是埋头画画,把你的真实感受画出来。至今我也依然没有什么过高奢望,只想很投入地画画,在作品中留下一份真情,让时间和读者给你打分。’’


 


花絮七:1996年夏季的一天,麦积山下,已经80高龄的张仃走累了,拄着拐杖歇息。队伍中年纪最轻者南海岩紧随其后,随时准备上前搀扶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。张仃摆摆手说:“你们上呀,快上呀!我在这歇一歇就行了。你们上、你们年轻,你们上。往上走!快走啊!!快走啊!!!’’


 


花絮八:一天,在思聪老师和卢沉先生家里,卢沉对海岩说过这样一段话,当时电视机开着,播的马三立说相声。“相声都喜欢听,不一定都会说,相声演员也有人说不好。画画也是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中途而废?这挖一个坑、那挖一坑,到处都是坑,可就是不见水。你自己的长处自己最知道。你得认准一个地方一直挖下去。认准了不动摇,总有挖出水的时候。’’


 


花絮九:天色已晚,屋里屋外灯都亮了,我迟迟不愿合上采访本。这天,海岩家里有客人来,等他回家用餐,催促的电话已经来过两三次了,海岩一次次放下电话,白净清俊的脸上依旧挂着笑,毫无焦躁和催促之意。他可真沉稳、真特别。我对画家的采访都是这样,只要有可能,能多问一句是一句。那天告别时已是晚8点,我俩走出北京画院的屋门,他推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融入人群。他的新居依旧离画院很近,来往方便,节省时间。


 


花絮十:我最后一次翻看采访本,发现有一个看似细微却也格外重要的疏漏在以往的采访中,多有画家叮嘱,这儿你别记、这事你别写、这人你别提……我对海岩的采访中,主动问过他好几次:这个人可以写吗?这件事可以记吗?他无一例外地答应着,“可以、可以、怎么不可以?’’甚至把本子接过去,亲笔写下一些人和事。他的画是真实、真诚的。他的人也是真实、真诚的。这使他显得轻松,也使他特别富有。


 


 


 


 


 
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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